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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毅夫(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、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)
導讀:
林毅夫教授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一如既往的充滿信心。他表示,中國在2035年前仍有8%的增長潛力。8%代表一種可能性,考慮到國際、國內的具體狀況,中國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%的增長。2022年中國確立5.5%左右增速目標是適度的,是實事求是的目標。
在創新方面,創新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含義不完全相同。發達國家代表技術水平和產業附加價值屬于世界最高水平,所以它們要想發展就只能靠自己發明新技術、新產業,這相對很難。而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,可以通過引進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創新的方式引進產業和技術,這是發展中國家高速且低成本發展的法寶。
堅持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進行創新式的高質量發展,對于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至關重要。具體而言,如果我們在技術創新、產業升級的時候,遵循比較優勢,就可以在初次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,而且給政府更大的空間進行二次分配。
最后,中國什么時候可以變成高收入國家?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,和高收入國家門檻12695美元相距1.8個百分點。今年中國應該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,變成高收入國家。如果不行,明年應該會跨過這個門檻,再退一步,在2025年“十四五”規劃完成時,一定可以跨過這個門檻。
以下為正文:
我主要集中談三點。第一個,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;第二個,經濟增長要創新;第三個,怎樣來實現共同富裕?中國什么時候可以變成高收入國家?
首先,對中國來講,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大的大局,因為我們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。實際上,如果中國的經濟體量越大,并且服務業的占比越高,那么必然國內循環的比重就越大。那么,怎如何使經濟體量變大,以及服務業的占比提高?當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,提高收入水平就要經濟增長。
第二,我們要胸懷兩個大局,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,包括政治、文化等多個方面,但是經濟是基礎。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,目標定在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50%,大約是韓國在2002年時的水平,是一個應該有的要求。但是目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人均GDP,只有美國的20%多,要從只有20%多變成50%,而且希望在2049年就實現,那必須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。
另一個大局是,我們現在面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,怎樣來駕馭這個大變局?只有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50%,美國到那時候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中國是第一大經濟體,因為到那時候,美國大概率也沒有手段來卡我們的脖子,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,他也改變不了。
第三,美國還需要中國的市場來維持美國自身的就業,來維持美國自身的發展。這些都是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。
我反反復復地談,中國到2035年之前應該還有8%的增長潛力。增長潛力是什么含義呢?就像各位買汽車,你要看技術指標,這輛汽車的設計最高時速是多少。增長潛力是從技術面來看,在不過度的消耗各種資源的狀況下,你可以維持的經濟增長速度。我已經論證多次了,到2035年之前,中國應該還有8%的每年的增長潛力。當然,有這樣的增長潛力并不見得代表你每年都要以8%來增長。就像買汽車的時速可以達到300公里/小時,并不是說你每次開車就開300公里/小時,因為你必須看天氣狀況、路況、身體狀況。
中國在發展過程當中,8%的增長潛力代表一個可能性,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國內國際其他方面的要求,以及狀況??紤]到發展是構建新發展格局,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,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,中國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%的增長。
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.5%左右,比我的預期低,但是5.5%是實事求是的目標。因為我在講,8%的潛力,6%的增長,那時候沒有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。俄烏戰爭爆發以后,國際石油價格猛漲,糧食價格猛漲,還有一些礦產資源的價格猛漲,再加上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,給國際金融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。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入國,各種原材料糧食的最主要的進口國,當然會受到影響。
在這種狀況下,我認為我們把目標定在5.5%左右,是一個合理的、實事求是的目標。并且現在中國GDP占全球經濟比重已經超過18%,若以5.5%來增長,每年對世界經濟的增長還貢獻1個百分點,每年對世界的增長貢獻在25%左右,中國還是全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的原動力。所以,在這樣的增長目標上,中國發展的基本態勢還是維持的。當然,如果可以的話,尤其是我們現在提出穩增長,并且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再次明確,“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”,也許努力一點應該可以超過5.5%,讓它更接近6%。
第二個是創新。經濟發展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,改善生活質量等等。那么,經濟增長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平面擴張,復制老古董的方式來發展。必須有創新,讓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越來越高,作為發展的主要來源。但問題是怎樣創新呢?因為學界與媒體談到創新,通常強調的是發明。學術界用所謂的換要素生產率來衡量,基本上是和發明相關的。這樣的思路和理論框架,實際上是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影響,主流經濟學來自于發達國家。
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最高,代表技術水平和產業附加價值也屬于世界最高水平,所以它們要想發展就只能靠自己發明新技術、新產業。但是在增長核算時,這些發明的投入并沒有作為右邊的投入要素投入。所以,它就會變成大家非常崇拜的全要素生產率,衡量的是你在發明投入的時候取得的。發達國家靠發明的方式來取得創新,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?當然有高有低,但是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,發達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是大概每年3%左右。其中,人均GDP或者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概是2%左右,人口增長1%左右。
中國現在還屬于在追趕的國家,創新的含義對追趕的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完全一樣。因為創新就是在下一次生產的時候,你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,或者你新進入的產業,其附加值比你現在的高。發達國家說要發明是因為他的技術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了,他的產業的附加值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。
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,我們用的技術不見得是全世界最好的技術,我們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還有差距。我們可以把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、消化、吸收,作為創新的來源;在產業升級的時候,我們同樣可以把發達國家已經成熟,但附加值比我們高的產業,引進、消化、吸收,這種方式通常成本比較低、風險比較小。
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用這種方式,他的創新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,產業升級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,經濟發展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,但是他的全要素生產率比較小。因為引進技術,或者是產業升級引進成熟的產業,一般是買更好的設備,在增長核算的時候,增速創新已經包含在資本里面沒有剩余項了,全要素生產率當然小。但是,這是發展中國家能夠比較高速且低成本的增長的一個法寶。例如,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取得年均九點多的增長,有多少是靠中國自己發明的?不能說沒有,但是絕大多數是引進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創新。不僅中國是這樣,我們可以看日本,處于追趕階段的時候,同樣他的經濟增長速度快,但是他的全要素生產批通常都會很小。所以我們要打破一個迷思。
當然,學界也討論,中國用引進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創新,來推動經濟增長已經40多年了,現在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了,快要變成高收入國家了。那我們是不是已經沒有機會引進、消化、吸收了?我們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才有創新了。
我們看實際經濟狀況。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,我把中國現在的產業分成五大類型:第一類是還在追趕的產業,中國有、發達國家也有的產業,但是中國的技術和產值都不如發達國家;第二類是領導型的產業,中國這個產業已經是世界第一,例如家電產業、5G通訊等等;第三類,過去中國很有比較優勢,但是現在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,像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;第四類是新經濟給中國帶來換道超車機會的產業,因為新經濟的特性是研發周期特別短,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,而中國是人力資本大國,再加上中國有國內大市場,產業配套齊全,所以中國在換道超車上面可以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;第五類是戰略型產業,發達國家有、中國沒有的產業,但是中國引不進來,不管是由于國防的要求,還是經濟安全的原因,還是被“卡脖子”的原因,中國必須自己發明。
雖然新結構經濟學把我們的產業分成五種類型,但是比重不一樣,實際上在中國經濟當中絕大多數還是在追趕型的。比如2021年,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的比重占總制造業的比重15.1%,也就是85%并不是高新制造業,絕大多數還是在相對成熟傳統的產業。另外,每年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世界工業展覽會,今年總共有27個展廳,每個展廳里面都有中國產品,但是中國產品在絕大多數的展廳的價格比其他國家產品低多了,為什么?中國產品的質量、技術和發達國家差距還是相當大的。所以,中國絕大多數產業還是在追趕型的,而追趕型的技術創新的最好方式是引進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創新,這是發展中國家取得快速發展的法寶。
最近,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能源轉換的時候,講了一個小故事。他講,中國以前有一個工人很窮,經常在外面當苦力,用一個扁擔挑東西。一天,這個苦力買了一張彩券,結果中了獎,他非常高興,馬上可以變成百萬富翁了。結果,他把扁擔丟掉了,去領獎的時候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張彩券。后來想到,因為他太窮了,也沒住的地方,就把彩券放在扁擔里面,結果把扁擔丟了。中國傳統能源比較多,但是在還沒有新能源之前,不能一下子就把傳統能源都舍棄掉。同樣,引進、消化、吸收再創新,是關系到中國85%的制造業。這個法寶不能丟。
第三個共同富裕,中國創新需要企業家,不管是在傳統企業里引進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創新的企業家,或是在領先型、換道超車型、或者戰略型的創新都需要企業家。企業家創新承擔很大的風險,成功了以后他的回報會比較高,他的收入水平要比較高。因為很多人失敗換來一個成功,這樣的預期收入才會合理。如果沒有這些創新成功的企業家有比較高的收入,那么就不會有人去追求創新。如果不創新的話,經濟發展就慢了。那么,不管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者是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都有點困難。
最近,大家對共同富裕談的比較多。社會上,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,形成了一種看法,共同富裕是要殺富濟貧,拿平均收入。如果那樣的話,會影響企業家的創新精神。要是不創新,經濟增長就會慢,發展質量就會差。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犧牲企業家精神?不見得,決定于你怎樣實現共同富裕。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,如果我們在技術創新、產業升級的時候,遵循的是比較優勢,其實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時候,就同時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,而且給政府更大的空間來進行二次分配。為什么呢?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創新,會有最低的生產成本,在有效市場、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,那就會變成我們的競爭優勢,這當然是效率。
而且它會公平,我們知道窮人的收入主要靠勞動所得,富人的收入更多的是靠資本的收益。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創新,形成政治優勢,不僅可以創造最大的就業機會,窮人也有好的發展,因為他有最多的就業機會。而且,經濟發展會非???,資本積累的會非???。從要素稟賦結構來看,在收入水平低時,為什么工資低?因為勞動供給相對豐富,資本相對不足。當你資本積累非???,資本就會逐漸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。反過來講,勞動力就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。在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狀況下,工資會上漲非???。當你工資上漲非???,就是窮人所擁有的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,它的勞動力越來越值錢。反過來講,資本的相對回報會降低,也就是富人所擁有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的價值在下降。在這種狀況下,收入分配是能夠改善的。
實際上,在東亞處于追趕階段的時候,他們就實現了增長與分配同時改善。在國內,我也做了不少實證研究,一個地方如果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,這個地方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快,而且這個地方的收入分配也會改善,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。
而且如果經濟增長快,政府的財政收入就多,并且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的話,企業就自生能力,不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。所以在政府增加的財政稅收當中,就可以更多的進行第二次分配,投資于提供勞動力的人力資本,讓他有就業能力,然后消除地區差距、城鄉差距,并且照顧鰥寡孤獨。在2007年之前,國內學界與政府的政策是“一次分配重視效率,二次分配重視公平”,這是過去的說法。但是過去說一次收入重視效率的時候,經常用技術指標,資本越密集、技術越密集,就認為越有效率。其實不是,按照比較優勢才有效率,因為你才有最大的競爭力,才有效率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,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,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”。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講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。
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優勢發展,經濟會發展得很快,結構變遷非???,然后會有越來越多的需要我們發明的,并且再加上有新經濟,中國和發達國家齊跑。這種狀況下當然會有一些技術天才抓住創新的機會,也有一些經營天才抓住結構轉型時候的機會,然后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里面變成超級巨富。變成超級巨富就會擴大收入分配差距。但是,錢對超級巨富來講只是一個符號,他根本用不了。所以在這種狀況下,如果說我們有比較好的稅收來鼓勵這些富豪們做捐贈,我們形成這種社會風氣來尊重對社會在產業發展上做貢獻,然后又對社會的收入分配,對社會的大眾做出貢獻的人,進行三次分配。
最后,中國什么時候可以變成高收入國家?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。在2021年7月份以前,世界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12535美元,如果用舊門檻,我們去年就變成高收入國家了。但在2021年7月份,世界銀行、聯合國做了調整?,F在新的高收入國家門檻是12695美元,中國去年是12551美元,和新標準相距只有1.8個百分點。我想今年中國要實現5.5%左右的增長,然后匯率不發生變化,今年中國就應該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,變成高收入國家了。當然,12695美元是按照現價匯率計算的,匯率會波動。我想不論怎么波動,如果今年不跨過這個門檻,明年應該會跨過這個門檻,再退一步我相信在2025年“十四五”規劃完成的時候,一定可以跨過這個門檻。
跨過這個門檻當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,我們非常有幸,從一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進入到一個高收入國家。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,同時是人類經濟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因為到現在為止,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比重的16%,如果中國也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,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會翻一番,從16%變成34%。我相信,我們一定有機會見證這個歷史。
(整理自林毅夫于2022年3月15日在北大國發院的“中國經濟觀察第60期”:“兩會解讀與中國經濟前景”上的發言,未經本人審定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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